［摘 要］粉碎“四人帮”后，现代化重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学习、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美国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中美两国未建交的政治状态限制了科技合作的开展。就职之初，美国总统卡特对两国贸易的关注超过了关系正常化，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则始终坚持优先与建交国家发展贸易。1978年，随着中国大举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将中美贸易同政治关系“挂钩”的策略作用显现：受科技合作潜藏的商贸利润刺激，卡特最终决定，在两国建交谈判的同时开展科技合作。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签署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科技合作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引进世界先进科技也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中美科技合作 改革开放 邓小平 卡特
［中图分类号］K27；D8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14）03-0014-10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卡特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第一个正式合作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科技合作协定》）。35年来，与经贸合作一样，科技合作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有关这一协定签署的研究只述及部分基本事实，缺乏基于两国尤其是美方档案资料的决策分析。 本文依据中方资料以及新近公布的卡特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档案资料，通过梳理两国开展科技合作的复杂决策过程，着重分析邓小平以科技合作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实现现代化需要先进科学技术
自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后，［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爆发，现代化被再次提出已是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2］
在邓小平看来，以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坚持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更不能排斥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而是要放眼全球，学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75年4月1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自力更生不排除吸收外国先进技术。”［2］（p.31）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再次指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他称“这是一个大政策”。［3］然而，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大政策”未能得以落实。
粉碎“四人帮”后，实现现代化被再次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上来。［4］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2］（p.160）向发达国家学习，吸收先进科学技术，再次成为他关注的重心。同年5月12日，他在同中科院两位领导谈话时指出：“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2］（p.158）
1977年7月恢复职务后，面对“文革”给科技领域造成的损失，邓小平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心情更加急迫。仅七八月间，他就多次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为了缩小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2］（pp.172，164）9月，在同来访的日本客人会谈时，他再次指出：“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2］（p.200）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地位以及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pp.86，87，91）此后，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就成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开展科技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5］
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与教育实力首屈一指的国家，无疑是邓小平最希望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国家。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要促进两国人民在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但由于两国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政治关系踟蹰不前，民间交流虽有所进行，却始终未能充分展开。［6］
新任美国总统卡特于1977年初就职后，便密切关注中国经济领域的新动向。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研究办公室完成了一份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其中特别指出：现代化已经重新成为中国领导人经济建设的目标。［7］2月8日，卡特在会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镇时，提议发展两国文化和贸易关系，开展领导人互访。［7］（Document 5，pp.19~26）不过，由于美苏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紧张局势、苏联在非洲扩张、巴拿马运河案等棘手问题亟待解决，并且以美苏关系为重的国务卿万斯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发挥着重要影响，卡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迟迟未作出建设性的举措。由于其他西方国家在对华技术出口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因此逡巡不前的中美政治关系也成为中国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1977年7月恢复职务至1979年1月代表中方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邓小平多次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生物学家牛满江，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数理逻辑学家王浩，金属和材料学专家周以苍，病毒学家李振翩，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家林家翘等。他恳请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科学家充分利用极为有限的条件，竭力帮助中国引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 但是，这些个人性质的帮助和数量有限的人员交流，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仍是杯水车薪。大规模中美科技合作的开展，还依赖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
二、引进先进科技蕴涵政治策略
除通过华裔科学家的个人关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之外，扩大引进外资和设备等重要举措也被提上中央的工作日程。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计委在1977年11月提交的《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1985年以前，新建和续建包括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10多个大化肥厂在内的120个大型项目，基本建设投资将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8］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纲要》内容纳入其中。［9］这份报告引起了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高度关注。他坦言：“（这个报告的）协调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令我吃惊。概列的这些项目描绘出一个科学的和现代化的中国。”［7］（Document 87，p.311）
中国政府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举措，也引起了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的重视。1978年1月23日，他向总统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应主动与中国开展广泛的科技合作。他在备忘录中这样解释道：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总理都强调建立坚实的科技基础，包括引进国外技术。
——中央情报局报告：中国人购买国外技术的新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在第一年中就可能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寻求购买计算机、电信设备、电子仪器、石油与矿产勘查和挖掘设备以及农业技术。邓小平宣布中国有意建造一个规模位居世界最大之列的质子加速器。中国科学家正在被派到西欧实验室接受培训，并且北京暗示将会把国外培训项目同购买（技术和设备）相挂钩。
——北京已经热情地接受了美国政府向（中国）能源代表团发出的邀请，（这个代表团）目前就在这里，我明白是您提出的建议。
——西欧国家和日本已经在积极地寻求同中国建立贸易、培训和交流关系，这可能抢占了我们已经落后的行动的先机。
普雷斯还指出，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对美国有重要利益：首先，可以扩大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占有；其次，在两国具有影响力的年轻一代科技人员之间建立长期联系；再次，加强中国的农业、工业实力及出口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它成为一个粮食自足的国家甚至出口国，经济强大的中国将成为一支抗衡苏联的力量。他建议，由他和布热津斯基协同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在能源资源、空间应用、高能物理（加速器）、地震预测、农业、自然资源探测和开发等领域，主动向中国提出开展贸易、培训及科技交流。卡特很快批准了这一建议。［7］（Document 75，pp.284~285）
在这份备忘录中，普雷斯敏锐地指出：中美科技合作蕴藏着巨大的贸易潜力；在这方面，美国已落于西欧、日本之后。就在普雷斯递交这份备忘录后不久，2月，中日签订了从1978年开始为期8年、总额达2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4月，欧洲共同体也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宣布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9月，日本政府建议，将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再延长5年，贸易额扩大至600亿美元。［8］（p.1043）普雷斯的分析还揭示出卡特政府发展与中国科技合作的两个深层战略需求：其一，通过发展与中国的科技合作来抢占中国巨大的市场；其二，通过长期的交往，打造一个经济繁荣、粮食自足、政治亲美的中国，成为对苏联的有力抗衡。
如果说在卡特就职之初，美国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等问题上踟蹰不前，那么至1978年初，卡特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已经找到了突破的方向——开展中美科技合作。他们确定，中国政府已经迈开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步伐，这对美国而言既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又是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战略机遇。
不过，除了经济上的考虑，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问题上，还有着重要的政治谋略——优先发展同建交国家的科技合作与经贸往来，以此助推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既然卡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关注远远大于政治关系，对阻碍中美建交的台湾问题“三原则” 避而不谈，那么不妨优先同建交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吊着美国人的胃口。
很快，卡特政府的几位内阁要员让总统明白了这条重要的原则：中方以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作为发展经贸关系的前提。自1971年取消进口中国货物的限制后，美国对华贸易额在1976年首次出现逆差，卡特对此深感忧虑。1977年3月初，他要求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分析原因并提出改善的建议。［7］（Document 15，p.48）几天之后，美国商务部部长克里普斯和财政部部长布卢门撒尔先后作出答复。在分析了具体的经贸情况后，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美“缺少正式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他们解释说：“在与我们双边政治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前，似乎中国人不愿意突然增加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