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我国经历了从启动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既蕴含着改革概念内涵的演变，也经历了改革实践重点的变迁。考察从实行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演进脉络，有利于深化对改革历史的认识，洞察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和全面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逐步提上党的议事日程，实行改革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径选择。
1978年4月，邓小平就《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发表修改意见时指出：“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当时，工人工资普遍实行八级制。在邓小平看来，工人工资不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多分几级，这是倡导分配制度改革的开始。9月，邓小平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这里既提出了改革主张，也是改革的动员。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这里已经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强调了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改革取向。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已开始使用改革概念，思考改革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外开放等维度阐释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理念得到广泛传播，并不断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同，改革实践随之展开。
现代化是任何国家发展必经的过程和阶段，推进国家现代化是执政党的责任和使命。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作为现代化的重点，这是四个现代化概念的雏形。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四个现代化厘定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定格了四个现代化概念的内涵。“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首要任务，改革是因应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而提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发展诉求催生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此后，人们在阐释改革必要性时，仍将改革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必须“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这是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维度阐释改革的必要性。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将实现中国现代化与改革直接联系起来，使改革有了更为充分的理由和必要。
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目的在于扫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满足人民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着眼生产力的发展评价改革，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满足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建议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改革、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改革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充分彰显了改革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便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1977年5月，邓小平在约见方毅、李昌等人谈论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时就指出，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在邓小平看来，“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这里已经提出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建议，通过引进缩小发展差距。8月，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再次强调：“自己研究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人类的成果为什么不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际上对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提出了改革要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对外开放催生改革，不改革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因此，对外开放是促成改革的重要因素。
经济是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党也在逐步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将科技、教育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突破口，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随后，1985年3月、5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发关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7年1月、1988年5月，国务院先后出台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如此密集出台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
经济体制改革除与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外，与政治体制改革也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已开始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里较早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全面性的系统改革”任务，认为“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改革的任务”。这里就改革涉及的领域而言，已呈现全面改革、系统改革的特点。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这里已提出全面改革的理念和要求。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提出“继续实行全面改革”，重申了全面改革的方针。党的